曾经沉迷于悬疑推理小说的刘剑，如愿成为一名“侦探”，却不是破案，而是破解古代纺织品背后染料的奥秘。作为中国丝绸博物馆国际交流部主任、研究馆员，刘剑深耕于染料科技考古与传统色彩科学重建的殿堂。历经上千件纺织品文物的染料检测，刘剑及其团队揭开了一系列神奇而迷人的动植物染料面纱。在重建古代传统染色工艺的征途中，他们取得了两项亮点成果：一是成功复制了五彩夹缬，二是复原了“乾隆色谱”。“文物科研的守护者，我们有责任也有使命，将中国传统纺织技艺推向世界舞台。”刘剑说道。
一 天然染料：大自然的调色盘
“长安城像是一匹被丢进染缸的素绫，喧腾的染料漫过纵横交错的街道，像是漫过一层层经纬丝线。只见整个布面被慢慢濡湿、浸透，彩色的晕轮逐渐扩散，很快每一根丝线都沾染上那股欢腾气息。整匹素绫变了颜色，透出冲天的喜庆。”
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笔触下，长安城犹如一匹被染缸浸染的素绫，喧嚣的染料漫过街道，如同浸润经纬的丝线，将整个布面渐渐染上了欢庆的色彩。刘剑的日常，便是与这形形色色的染料为伴，进行无尽的染色实验。
图为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剧照
谈及天然染料，刘剑如数家珍。
植物染料中，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皮皆可提炼出色素。红色染料如红花、苏木、茜草；黄色染料如槐米、黄檗、黄栌、栀子；黑色染料有五倍子、橡碗子；蓝色染料则有马蓝、蓼蓝、菘蓝；紫色染料则以紫草、核桃皮为代表。
动物染料中，骨螺与胭脂虫尤为著名。骨螺来自地中海，其腺体中的微量色素前体可染出珍贵的蒂尔紫。
（图为地中海出产的三种骨螺，Shahar Cohen拍摄）
胭脂虫则来自中南美洲，能为丝毛织物赋予饱和的红色。
（图为美洲胭脂虫）
此外，矿物颜料亦不容小觑，它们见证了人类早期文明的色彩追求。刘剑介绍，大约在10万年前，南非布隆伯斯洞穴中就出现了储存赭石的鲍螺壳，据推测，其可能被用以装饰或纹身；而在2.5万年前，中国山顶洞人的穴居地就有赭石的遗存，用于给兽牙、鱼骨和贝壳着色。矿物颜料被广泛地应用于岩画、祭祀、墓葬等。矿物颜料在纺织品中使用更早，常常作为印绘的原料。后来，天染染料经过处理制成色淀也能起到同样的功用。
（图为红赭石）
地理环境的差异赋予了天然染料的丰富性与地域特色。比如，同为黄色染料，中西欧常用木犀草，而东亚则偏爱槐米和黄檗；同为红色染料，中南美洲以胭脂虫著称，而中南半岛则常用紫胶虫。
（图为木犀草，Recep Karadag拍摄)
刘剑深感：“天然染料的使用，蕴含着古代匠人的智慧，对今人激发创造力而言，是一种宝贵的启迪。”
（图为刘剑博士）
二 色彩复原：传统技艺的重生
“成都新夹缬，梁汉碎胭脂。”白居易的诗句描绘了夹缬的独特韵味。夹缬、绞缬、灰缬、蜡缬，被誉为“中国古代四大印染工艺”。然而，夹缬因工艺复杂，宋代时仅供皇室，逐渐在民间失传。五彩夹缬更在清末绝迹。
“当得知日本专家成功复制五彩夹缬时，我当时就想，自己作为一名古代染料和传统染色的科研人员，应该有责任复制出唐代的印染工艺。”刘剑说，复制五彩夹缬的过程并不顺利，但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要成功实现五彩夹缬工艺的复制。后来刘剑和团队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查阅，在一篇古籍中找到了灵感。
（图为“五彩夹缬”复制品，在大英博物馆展出）
历经无数次的尝试与失败后，他终于在一次研讨会上展示了自己的五彩夹缬复原作品，赢得了满堂喝彩。这意味着经过近20年在染料科技考古与传统染色工艺方面的研究和实践，我国在这一领域有了较大的突破。“作为文物科研工作者，让中国传统的纺织技艺走向世界是我们的使命。”说起中国科技考古与传统染色工艺研究的发展，刘剑满脸的自豪。
走进乾隆的色彩王国，源自一次偶遇。2005年，还在东华大学读博的王业宏（现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）在导师赵丰（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，原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）的支持下，前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检索清代宫廷服饰文献，意外发现乾隆年间内务府织染局染作销算档案。它清楚地记载了每种颜色的染料、媒染剂和燃料（木柴）的消耗。如此完整的配方实属难得，然而，这份珍贵的资料此前并未得到系统研究，且部分年份的记录已遗失。
（图为王业宏教授）
基于此，为了更加简明且形象地描述这批珍贵档案中的系列颜色，在刘剑的组织下，王业宏、金鉴梅、张忠良等研究人员组建了“乾隆色谱”复原小组，通过与国内外众多染色专家合作，从2014年开始对清代乾隆时期宫廷服饰色彩进行复原研究。2020年，《乾隆色谱——17—19世纪纺织品染料研究与颜色复原》的出版，这一成果在学术界崭露头角。鱼红、砂绿、杏黄、玉色、青莲紫等鲜活色名，逐一对应着研究团队精心研制的“乾隆色谱”色卡。
“这些美丽的颜色，可以化作眼影，亦可成为口红。我们已经将‘乾隆色谱’应用于儿童眼镜框上，让中国传统色真正‘活’起来。”刘剑满怀期待地说道。
三 乾隆色卡：诗意的色彩区间
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过：“敦煌是中华文明、印度文明、伊斯兰文明还有希腊文明的汇流之地。”这一点，在染料上也得到了印证。
据刘剑研究，从北朝到元代，欧亚各地的染料汇聚于敦煌。来自印度的紫胶虫、印度茜草、木蓝，中亚的葡萄、石榴、菘蓝，东南亚的苏木，欧洲的木犀草、西茜草等，共同谱写了敦煌的色彩篇章。
（图为紫胶虫，曾启雄拍摄）
以红花为例，在“中国丝绸博物馆”公众号的科普文章《红花染：任是猩猩血未加》中，刘剑和同事们指出，根据《博物志》记载，其由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。但有学者研究认为，野生红花及其染色在4500年前起源于埃及，汉代时经由中亚输入中国，随后又东传至日本。唐代以后，特别是明清时期红花在丝绸染色的应用极为广泛。
（图为“红地蟒纹妆金缎”局部，中国丝绸博物馆藏）
在“乾隆色谱”的研究中，蓝色系的配方占据了重要地位。在《“清”出于蓝——清代满族服饰的蓝色情结及染蓝方法》一文中，团队骨干王业宏教授等研究者认为，满族对蓝色情有独钟，成为清代统治者后不久便将蓝色纳入服饰制度体系，作为最重要的服饰色彩。
（图为石青横罗麒麟补服，中国丝绸博物馆藏）
在“乾隆色谱”的重要研究材料乾隆时期《内务府织染局染作档案》中，蓝色系的配方约占40％，对应的色名有月白、宝蓝、红青、石青和元青等。其中，石青可以通过橡碗子和五倍子套染，黑矾媒染，再用杏仁油后整理来获得元青；相应地，红青应当也可以通过某种方法从石青再加工而得。
团队骨干金鉴梅博士详细介绍了天然染料的染色方法，如直接染色法、媒染法、还原染色法等。由于天然染料中色素的种类和含量受动植物生长环境的影响，获得的织物色彩难以精确控制。这既是挑战，也是魅力所在。
（图为金鉴梅博士）
“以‘乾隆色谱’中的明黄色为例，它并非单一颜色，而是一个色域的分布。”刘剑说道，“我们的研究旨在尽量缩小这个范围。”他进一步指出，古代染色工匠凭借肉眼判断色彩，经验丰富的工匠能够染出更符合色名范围的作品。
“天然染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，是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。”刘剑深情地说道，“研究和应用天然染料，不仅能够激发当代生态纺织的创新能力，更能提升中国传统纺织技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”
